抗日名将宋哲元为何“对日亲善”?宋哲元

  军阀祸国,乃局部抗战乃至全面抗战时期,极为常见的现象。显者,如1935年粤、桂两系军阀勾结“友邦”(日本)“北上抗日”;隐者如1944年西南军阀密谋推翻重庆政府。然而,近日,宋哲元在局部抗战期间主持平津大局之事,也被视作军阀祸国之行,被大批特批,却可谓差之毫厘,谬之千里。

  宋哲元趁乱入驻北平,并被日、蒋接受,成为华北军政首脑

  1932年,“满洲国”成立后,日本为把华北建设为“防共亲日满地带”,又策划“华北自治运动”。通过《塘沽协定》、《何梅协定》等,日本先让冀东大部分地区成为“非武装区”,又迫使中央军、东北军及国民党势力退出华北,以至华北出现“权力真空”。1935年6月,日本指使白坚武发动叛乱,企图占领北平,建立亲日“自治政府”。闲居天津的抗日名将宋哲元趁乱率29军进驻北平,稳定了平津局势。

  宋哲元此举大出各方意料之外。在日本看来,29军不是中央军,有反蒋历史的宋哲元“不会忠于国民政府,而是以其地方军阀的特性,巧妙地窥测日中势力的均衡,趁机进入所觊觎的平津地区”,有意拉拢宋“充当日军之傀儡”,领导“华北自治”。①

  蒋介石对宋的擅自行动固然不满,但也希望由他出面,维持华北残局。因此,蒋介石在接见29军副军长秦德纯时,让其转告宋哲元,“务须忍辱负重,委曲求全,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国防。将来宋军长在北方维持的时间越久,即对国家之贡献越大。只要在不妨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大原则下,妥密应付,中央定予支持。”②国民政府随即顺水推舟,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。

  宋哲元在日、蒋同意下主政华北,压力首先来自于日本。日本为控制华北,多次劝说宋哲元脱离国民政府,甚至出动关东军、舰船、飞机等向其示威,限令1935年11月20日前宣布“自治”。面对如此危局,宋哲元计无所出,只能避居天津。国民政府命何应钦北上交涉。

  在宋哲元的立场上,他既不愿在日本逼迫下“自治”,也不希望失去“华北王”的地位,对何应钦的到来并不欢迎。宋哲元以退为进,提出三策:“(1)如放一枪一炮即可成名;(2)带兵退出不失封疆大吏;(3)为敷衍他人,为国家领土护财源,安民心,使国家有一机会以安全局,乃最痛苦之事。”③这固然有要挟之意,也确系实情。宋哲元手握29军,若离开华北,国民政府必然还要为他安排一省驻地。

宋哲元

  最终何应钦亦穷于应付,只能电请依照西南政务委员会的前例,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,获得蒋介石同意。1935年12月,由宋哲元临危受命,出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,下辖河北、察哈尔、北平、天津这两省两市,主持对日交涉。#p#副标题#e#

  主持华北军政两年,宋哲元基本上能做到听命中央,有效维护华北主权

  在冀察政务委员会任上,宋哲元确表现出一些日方判断的“军阀特性”,截留税收,私自扩军,与中央颇有矛盾。但与身处边陲的军阀李宗仁、龙云、刘湘等不同,宋哲元在处理与中央关系的同时,还必须谨慎对待日本,毕竟日军就合法地在其辖区内活动。因此,为了自身生存,宋哲元的言行,给人一种“亲日反蒋”的错觉。

  事实上,宋哲元一直坚守冀察政权是“国民政府下的一个政权”的原则,在用人行政上请示中央,对中央政令大体奉行。相反对日本,更多的只是敷衍。宋哲元主持的对日交涉,如其自谓,“日本种种无理要求,皆关系我国主权领土之完整,当然不能接受。”他处处虚与委蛇,没让日本占到什么实际便宜,让日本极为不满。1936年夏,长期代表宋哲元与日本交涉的萧振瀛辞职出国,原因就是他向日本开了太多“空头支票”,宋“觉得叫萧离开出国,可以缓冲一下”。④

  为对宋哲元施压,华北日军开始有意制造事端,如强行借用南苑机场土地建立仓库,出动宪兵在北平街头任意捕人;同时制造舆论,一面发表《警告宋哲元》的报道,一面散布“二十九军即将南调”的谣言。⑤显然,之前日本对宋哲元的估计太过乐观,还是后来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说的对,“日本陆军以为宋哲元已为收买。实则宋哲元亦支那人也,决不愿日本夺取支那领土,观其态度之暧昧可知也。”

  然而,宋的这种苦衷,被日本人压逼的同时,也很难得到国人的理解,舆论一致怀疑他要勾结日本,充当汉奸。国民党元老张继即向蒋介石大骂宋哲元投敌卖国,请中央惩办。之后张继还找到于右任,愤慨地说,宋哲元“甘心要做石敬瑭、张邦昌,而蒋先生硬说宋哲元不会真心和日本合作。”

  图注:1935年11月,土肥原贤二拉拢宋哲元不成,扶植殷汝耕,成立了伪“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”

  在日本和舆论的各种压迫下,宋哲元一度不堪重负,先是“称病不出”,后来干脆在1937年5月借探亲为由,暂避山东。行前,他又交代秦德纯:“ 一、对日交涉,凡有妨害国家主权领土之完整者一概不予接受;二、为避免双方冲突,但亦不要谢绝”。由此可知在华北对日交涉实属左右为难,稍不小心就会给日军开启战端的借口,或自己沦为汉奸。⑥

  今天来看,主持冀察政务委员会的一年半时间里,宋哲元无疑是有功的。首先他将委员会实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,亲日人士王克敏、王揖唐等,皆有职无权。其次,镇压武宜亭等日本支持的“自治运动”,解散“冀察各县自治代表联席会”、“河北省民众自治协会”等非法团体。第三,服从中央政令,顶住压力,拒签卖国的《中日共同防共协定》与《华北经济提携协定》,维护了华北主权。⑦#p#副标题#e#

  宋哲元主持华北政局期间,最让人诟病的,是“七七事变”后,曾一度阻止中央军北上;稍后平津又迅速沦陷。但据学者杨奎松的研究,蒋介石当时长期和、战不定,一度幻想用强硬宣言迫使日军让步,而批评宋哲元与日军和谈;但当得知日军大规模增援华北后,又回过头来表示愿意承认宋与日军达成的妥协条件,希望以此让平津局势缓和。宋哲元主持平津,理当为备战不周,导致平津迅速沦陷负责;但另一方面,也不能不看到,蒋的立场摇摆、战和不定,对宋的抗战立场和备战部署,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。⑧总体而言,宋哲元有他军阀的一面,但其主持平津政局,就抗日而言,仍是功大于过。

  注释:

  ①(日)土肥原贤二刊行会:《土肥原秘录》,中华书局1980年,第30页;②秦德纯:《七七卢沟桥事变经过》,《传记文学》1962年第一卷第1期,第23页;③《国闻周报》第12卷第48期;④魏帮顺:《宋哲元对日思想评析——兼论中日民族矛盾下的地方实力派》,《北京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会建会20周年学术论文集》,第224—231页;⑤常凯、蔡德金:《试论冀察政务委员会》,《近代史研究》1985年第4期;⑥李世军:《宋哲元和蒋介石关系的始末》,《江苏文史资料选辑》(第4辑),第125页;⑦赵德教:《宋哲元守土华北功不可没》,《理论导刊》2006年第7期。⑧杨奎松:《七七事变后蒋介石的和战抉择》,收录于《纪念七七事变爆发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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